(来源纽约时报DWIGHT GARNER)
我家或许和你家一样。
就在我写下这几句话的时候，我14岁的女儿哈丽雅特(Harriet)正用iPhone在至少八个社交媒体网站中换来换去：Flickr、Tumblr、Kik、Snapchat、Instagram、Ask.fm、Twitter和Vine。很少是Facebook。她说Facebook太2011年了。
我15岁的儿子佩恩(Penn)还得有一阵子才会去睡觉呢。他整夜都在和一个朋友打两个视频游戏，《使命召唤》(Call of Duty)和《Eve》，利用打游戏的间隔吃点他最喜欢的四种垃圾食品：多力多滋奶酪味玉米片、Kit Kat糖块、软心豆粒糖和一种被称为红色代码的类似激浪味的饮料。他吃的都是反天然的固定价格菜单上的东西。
我的两个孩子聪明、善良，也或多或少地适应社会。我喜欢他们这样，在这个连线世界中自由自在，也很机敏，就像在三文鱼洄游的小溪里捉鱼的小熊那样。但是我越来越为他们感到恐惧。很明显，他们每天花在屏幕上的时间正一点一点地偷走他们的童年，也把他们从我们身边偷走。
我和妻子克里(Cree)一直没有管他们在网络世界中漂流到多远，但我们担心，我们的放任已经酿成灾难。我们的孩子比他们应有的肤色更显苍白，很难耐得住偶然的寂寞，没有Wi-Fi时显得急促不安。他们的成绩也比应该得到的要差。我们担心，我们把他们交给了他们的电子设备，任由他们自行其是。
Lars Leetaru
每年夏天，克里和我坐在我家附近的餐馆里，在几顿慌慌然的早餐期间，下定决心要挽回事态。于是我们为新学年定下一套严格的规定：工作日期间卧室里不准放电脑；先做作业后再打开屏幕；晚上10点钟以后不能使用电子设备；没有得到事先批准不能买iTunes上的产品，甚至那个99美分的Rihanna混音也不行。
这些规定毫无例外地都在第三天就执行不下去了。到第四天请求开始了，还有小心的摔门声。到第五天，哈丽雅特就开始在Twitter上写一些对我们语义含糊的评论。到第六天，我们所有人都感到受了委屈。
到第七天， 克里和我开始威胁要对他们实施一个朋友称之为“全套阿米什式”的惩罚：拔掉所有的电源插头。第八天，也就是开学第二周的头一天，没有人再去管那些规定是什么了。我们回到了起点，继续充满了担忧。
今年我意识到，我们需要帮助。因此，我开始坐下来看三本提供帮助和理解的新书，这几本书的副标题都近乎史诗般地长。它们是：《大差距：数字化时代保护亲子关系》(The Big Disconnect: Protecting Childhood and Family Relationships in the Digital Age)，作者是凯瑟琳·斯泰纳-阿代尔(Catherine Steiner-Adair)和特雷莎·H·巴克尔(Teresa H. Barker)；《分心成瘾：获取你所需的信息以及你想要的交流，但不激怒你的家人、骚扰你的同事和摧毁你的心灵》(The Distraction Addiction: Getting the Information You Need and the Communication You Want, Without Enraging Your Family, Annoying Your Colleagues, and Destroying Your Soul)，作者是亚历克斯·索勇-金·庞(Alex Soojung-Kim Pang)；以及《应用软件的一代：今天的青年人如何在数字世界中驾驭身份、亲密行为以及想象》( The App Generation: How Today’s Youth Navigate Identity, Intimacy, and Imagination in a Digital World)作者是霍华德·加德纳 (Howard Gardner)和凯蒂·戴维斯 (Katie Davis)。（最后一本书我看的是提前版本，这本书最早到10月份才会出版。）
阅读这一小摞自助书或学术专著总能提醒我，为什么我不喜欢这类书。这些书都过于啰嗦。这几本书加起来共900多页，但其中最重要的信息摘录下来，经编辑后能刻在我的手掌上。书中满是些术语和口号。但却没有哪句话能让我发笑，哪怕是微笑。
然而，我一生的错误是从来不听那些不够活力丰沛的书者的忠告。或许是该听听他们建议的时候了。
《大差距》的主要作者斯泰纳-阿代尔是一个在哈佛医学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教书的临床心理学家。她的书的素材来自数千次的面谈，其中有关限制我家孩子玩电脑时间的必要性的解释可谓动人。
我永远不会忘记阅读斯泰纳-阿代尔的书的感受。这是因为光翻阅书页都会让我感到切实的疼痛。好像她的手掌从文字之间伸出来，扇了我的脸似的，正如唐·科莱奥内 (Don Corleone)那样，在电影《教父》(Godfather)第一部中扇了歌手约翰尼·丰坦(Johnny Fontane)的脸，告诉他要像个男人的样子。
这是我为什么这样说的原因：在她讲述该如何让我们的孩子远离手机、平板电脑和笔记本之前，斯泰纳-阿代尔先相当严厉地教训了父母一顿。她把我们这一代人描述为“永远忙忙碌碌、不会与身边的人相处，或很自恋”。我们每天花大量的时间盯着手机，扫掠着下一条短信、电子邮件或tweet消息，就连我们当中那些靠看非电子书页拿工资的人也不例外。
她写道，我们向孩子们传递的信息是：“其他任何人都比你重要。”她说，孩子们“厌倦了当父母生活中的‘呼叫等待’者。”
作者逮住的正是我，尽管我反抗，还是被她钉上了耻辱柱。我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好父亲，或许在自我感觉良好时，还会偶然把自己想得更好，但毫无疑问，如果没有iPhone在手，我会感到若有所失。我已经相当沉迷了。我必须让自己的生活有所改变。
斯泰纳-阿代尔让我感到愧疚。她的建议有点像飞机上播放的、如果机舱内气压降低该如何做的指南：在试着帮孩子之前，先给自己戴上氧气面罩。
就像每个独裁者都知道的那样，给别人定规矩远比约束自己要更令人愉快。这是我从《大差距》中学到的一些东西。作者很热衷于孩子在电脑上的隐私。她强调要跟孩子讲网络礼节。
她在第191页总结出来的、要对我们孩子说的那些话真棒，很有《国情咨文》(State of the Union)的水平，所以我用iPhone把这段拍照下来。这是这三本书中最简明的一段话，所以我大段引述如下。哈丽雅特和佩恩，想象这是你们父亲说的话吧：
“这不是你的电脑，虽然我知道上面有你的名字，但这是我的电脑（或者是你学校的电脑）。我是你的家长，因此我有权看上面的一切内容。 你使用电脑时应该呆在一个公开场所。我有权知道你的家庭作业是什么。你不能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关着房门。你不能把电脑带到床上去。你不能在我经过时把一个屏幕关闭。我们有行为准则，我们希望你能遵守：不刻薄、不撒谎、不让别人感到尴尬、不冒充是别人、不去不被允许去的地方。不要贴奶奶不会喜欢的图片。不要做任何没有经过我批准的事。”
就像我所说的，这永远不会凑效。
《分心成瘾》的作者庞先生曾在斯坦福大学(Stanford)和牛津大学(Oxford)做过访问学者，他是个未来主义者。他的书大多不是教人如何当父母，而是有关他称之为“深思熟虑地使用电脑”的问题。他很有点禅宗味道。我能想象基努·里夫斯 (Keanu Reeves)扮演其电影版本中的角色。
庞先生不让你切断电源。他要让你达到平衡，“达到自由自在”，实现一种“镜子似的心灵”。他的书前7章的标题分别是：深呼吸、简化生活、沉思冥想、改变旧习、尝试、再聚焦、休息。他建议“谨慎地发Twitter帖子”是可能的，这是我2013年最喜欢的语句之一。
他宣称，“谨慎地发Twitter帖子意味着知道自己的意图；知道你为什么此刻在线，并自问在线的理由是否正确。”下面是我给的专业暗示：如果遇到谨慎地发帖子的人，你应该马上取消对其的关注。
庞先生的书与斯泰纳-阿代尔的书在让你离开电子设备方面的观点一致，至少应该偶尔离开，去做他称之为“极度模拟的事情”。这包括烘烤很多咖啡蛋糕，足够你边吃边“读完布鲁克林文学圈中涌现出的最新作家写的800页的小说为止”，这听上去简直跟我那种模拟场景一模一样。
霍华德·加德纳和凯蒂·戴维斯写的《应用软件的一代》是一本呻吟般的社会学大部头，但也有一些有意思的见地。作者写道，“在我们这个时代长大的年轻人，不仅仅痴迷于应用软件，他们已经开始将这个世界当做一个应用软件的集合体，将他们的生命看作是一连串有序排列的应用软件，或许在许多情况下，是一个单一的、延续的、从摇篮到坟墓的应用软件。”
加德纳是哈佛教育学研究生院(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的教授；戴维斯是华盛顿大学信息学院(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Information School)的副教授。他们既看到由应用软件操纵的生命中的正面东西，也看到了其负面的东西。从最好的角度来看，他们的书有一种道德力量，让我想起比尔·盖茨(Bill Gates)最近在一次采访中说的一句话：“当一个孩子患腹泻时，没有一个网站能减轻其症状。”
克里和我依然在推敲我家孩子在2013-14学年使用电脑的规定。我们试图让自己记住，我们不是孩子最好的朋友；该死的，我们是他们的家长。
我们也想知道，是否有一款帮人鼓起勇气的应用软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