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病
来源: <<瞭望东方周刊>>
中国大陆的655个城市正“走向世界”。183个城市要建“国际大都市”。争夺“故里”，为发展经济；雷人口号，为一举成名；“低三下四”，为招商引资……发展中的城市如何防治“城市病”？
城市病
“封城榜单”即将出台。
本刊与中国市长协会《中国城市发展报告》工作委员会、复旦大学国际公共关系研究中心、旅游卫视联合主办的“中国城市国际形象调查推选活动”，目前已进入调查数据统计阶段。
梳理繁杂的申报资料，不难发现：日益重视国际形象，是几乎所有中国城市主政者的共识，也是中国城市不可逆的潮流。
655个城市正“走向世界”。
183个城市要建“国际大都市”。
在现代化、国际化道路上，中国城市有着史无前例的热情与气势，却其中也难免有因急于前行而顾此失彼者。
争夺“故里”，为发展经济；雷人口号，为一举成名；“低三下四”，为招商引资……
回首十年，一波波造城潮风起云涌，圈地规划不厌其宏大、地标建设不厌其豪华，一番大兴土木、劳民伤财之后，有时却陷入形象上不叫好、经济上不叫座的尴尬。
发展中的城市如何防治“城市病”？
古人争夺战
对于历史资源的争夺，表象上是为了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实质上反映了政府官员在政绩和GDP的双重压力下，既缺乏创新能力又渴望一蹴而就的偷懒心态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张欣、王开，特约撰稿林歆 | 北京、上海报道
5月29日，河南南阳30名小学生在卧龙岗前齐诵《出师表》，“示威”抗议新版电视剧《三国》将“诸葛亮躬耕地”设计为襄阳，现场还有人砸毁电视机并征集游客签名，以示拒看新《三国》的决心。
一部电视剧引发故里之战“连锁反应”—河南永成、安阳和安徽州争曹操；重庆奉节和四川彭山全民动员找刘备墓。
“一线大牌”古人瓜分得差不多后，不少二三线城市和小县城纷纷争当起“二三线”古人的“经纪人”。于是上演河北正定、临城与四川元氏夺赵云，甘肃康乐、陕西米脂、山西忻市抢貂蝉，湖北嘉鱼、河南商丘、湖南岳阳、浙江义乌，以及安徽潜山、庐江、南陵三县争“二乔”的场场好戏。
东南大学旅游研究所所长喻学才曾遭遇一件尴尬事：湖北蒲圻和黄州几乎同时邀请他参加赤壁之战的学术研讨会。
黄州人在江边打地基盖房子，挖出几块烧焦的舢板，就兴奋地说自己是正宗的赤壁古战场。喻学才就问了：也可能是从上游漂下来的呢？
“真假美猴王”打到工商总局
最近的焦点名人是朱熹。
为贺朱熹880岁大寿，福建尤溪、建阳、武夷山和江西婺源四地合开了一份40亿元的“寿礼”：其中包括投资4.16亿元的尤溪朱熹故居景区二期工程等项目；投资11.2亿元的建阳朱熹墓道神碑、朱熹祠堂、朱熹广场、半亩方塘等；投资3亿元的武夷山“理学圣地”游览区、“邹鲁渊源”游览区、朱子生活体验区、宋朝风情一条街；而江西婺源婺女村旅游休闲度假区、朱子龙尾砚文化园、文公湖度假村等项目总投资达24.45亿元。
“周作人曾说，我的故乡不止一个。”文化学者陈勇不无戏谑地指出，“如果地下有知，很多古人都会对这句话感同身受。”
类似例子在全国不胜枚举，甚至连文学作品中的虚拟内容也被一些地方政府纳入文化“啃老”的资源目录。福建说发现孙悟空墓，山东说考证出了泰山就是“花果山”原型，而山西娄烦县则着手开发建设“花果山孙大圣故里风景区”。
正像真假美猴王厮打着去东海找观音辨真伪一样，一些城市的“名分”官司打到了国家工商总局。
去年8月，湖北安陆在央视4套投放城市宣传片 “李白故里银杏之乡，湖北安陆欢迎您”；此后不久，四川江油理直气壮地举起“尚方宝剑”—国家工商总局注册的39类(旅游类)商标“李白故里”，指称安陆“侵权”，安陆的宣传片因此遭央视停播。9月，安陆申请注册了商标类别中第41类的“李白故里银杏之乡”商标；10月，江油一口气申请注册了几十个类别的“李白故里”商标。
当江油听说国家工商总局批复安陆用“李白故里”做旅游宣传不构成侵权时，赌气称：“不排除将安陆和国家工商总局告上法庭的可能。”
“故里”商标抢注风似乎要刮起来了。湖北嘉鱼称当地乃“二乔”父亲的结婚之地，亦是“二乔”姥姥家所在。然而就在嘉鱼向工商总局商标局上报材料的同时，安徽潜山、浙江义乌均以最快速度分别向工商总局申请“二乔故里”商标。
本刊记者在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商标查询系统中输入“故里”二字进行近似查询，查到115个以故里命名的第39类旅游类商标，其中有黄帝、轩辕、仓颉，有老子、孟子、孙子、墨子，还有荷仙、哪吒、唐僧，四大美女的名号也已被抢注完毕。
而即便是观音也有故里之争—四川遂宁、河南平顶山和新疆昌吉市，均自称“观音故里”。
向古人要GDP
喻学才把名人故里之争比作三国里的刘备必须攀祖宗当皇叔，否则名不正，言不顺。
他认为，目前中国70%的县市失去了通过工业致富的机遇，而城市之间交通格局的改善使越来越多的城市将旅游休闲作为本地的支柱产业，在“国民休闲”概念的支配下，靠文化营销城市成为一种必然。而争抢名人资源，建景点是各地政府对“旅游”的最初级冲动，也是最容易操作的营销之道。对喻学才70%的县市失去工业致富机遇之说，无法验证，但其所说的一些现象是客观存在的。
盘点一段时间内卷入故里之争的地点，可以归纳出“大省小城”的特点—屡屡参与竞争、乐于曝光的多是地处文化大省但缺少知名度的小城市，如选秀一样，它们要的就是借此“出位”。通过争赵云故里的激烈对抗，河北临城和正定果然一夜成名。
然而无论是提高知名度还是优化环境，最终动力都来自于经济利益驱使。天津历史学学会理事裴钰就认为，故里之争是区域经济竞争的必然结果。他习惯用数据说话：“黄帝故里”之一的陕西黄陵县在“十一五”期间，旅游业年均递增27.2%，远超过当地其他产业(工业年增7.7%，农业年增9.3%)。”
山西临汾市尧都区靠着“帝尧故里”，其旅游门票收入已由开发前的每年7 万元提高到现在的千万元。
某网站曾发起调查：“你认为名人故里争议事件层出不穷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答案中，“巨大的商业利益”位列第一。
各城市的旅游规划真的“看上去很美”。
根据《南阳市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纲要》，该市计划打造“卧龙岗文化旅游产业集聚区”，预计2012年，集聚区文化旅游综合收入将达到4.15亿元；2015年，将达到14.35亿元。规划期末，集聚区文化旅游产业从业人员将达到两万人，带动社会就业8万人。
但靠古人营销城市并非没有代价。湖北随州“炎帝神农故里名胜风景区”、湖南株洲“全球华人炎帝文化景观中心”项目，计划分别投资4.4亿元和100亿元，而这两个地级市2009年的财政收入分别是17.5亿元和100.33亿元，上述项目就要占年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甚至全部。两个项目分别占地3000亩和2970亩，对于人均耕地只有0.87、0.85亩的湖北、湖南省来说，这3000亩地，相当于3500多人的耕地面积。
“争了故里，才好圈地砸钱。如此大的投入，占用这么多原本稀缺的土地资源，经过了哪些环节的论证，经过了哪些部门的审批，不得而知。”陈勇质疑。
从2003年到2008年，河北巩义为了打造“杜甫故里”，强迫当地村民四次搬迁。有人慨叹“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杜甫精神与这样的城市如何匹配？
河南中牟的“官渡古战场”景区，于1993年投资1680万元建成，1999年景区收入为38981元，2000年跌到10616元，2004年后，门票收入每天不足30元，游客不到两人。
2008年山东说要投资300亿元在济宁建“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遭108位全国政协委员签名反对，甚至被公众批判为“宁可300亿拜鬼，不肯拔一毛利民”。
“文化铺张的场面美学”
一个寂静的山谷，一间始建时间相当于元代的修道院。登上油漆斑驳的楼梯，游客会发现一台电视机孤零零地播着flash，讲述13位修女饥荒年代在这里收容逃荒者的故事。这是一处英国“景点”。
“中国游客觉得不可思议。”刚探访过该景点的喻学才说，因为中国人看多了“大投入生产出的大文化”。动辄数个亿投入旅游文化项目，即使在一些贫困地区也不鲜见。河南鹿邑花2亿为老子修明道宫和太清宫，安徽涡阳建一个老子骑青牛铜像就花了120万。
对此，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吴祚来下定义为“文化铺张的场面美学”：当代人有时想动用自己的财富与实力， 来打造场面宏大的古代文化价值。但人们看到的只是铺张的建筑样式，绝非古老而永恒的核心价值理念。
喻学才也有类似体会：就像京剧只有“一桌二椅”，舞台上东西越多，戏剧精神就越少，艺术也就越少。“何必要把真牛赶上舞台呢？”他认为，重视传统文化并不一定要把汉唐建筑都恢复起来，大兴土木往往是最笨、最假、最劳民伤财的做法。
陕西作家陈忠实在谈到西安时曾说：历史不应该是这座城市发展的资本—有点可疑的资本。
中华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主席王石表示，大家一拥而上争夺名人故里，充分说明我们的文化创造力严重不足。表面上看是民族自豪感的体现，实质上是文化自卑感的阴影。
跟中国文化铺张的“场面美学”形成最直接对比的，是刚刚游到上海世博会的丹麦“小美人鱼”，个头儿不到1.8米，却被丹麦乃至全世界视作瑰宝。
官员在政绩压力下的“偷懒心态”
喻学才曾经为浙江某个国家级风景区做规划，并根据景区特色作了宣传主题曲。送给当地政府审阅时，正赶上主管官员从美国拉斯维加斯考察回来。“可以用拉斯维加斯的曲调嘛！”一句话搞得喻学才哭笑不得。根据他的观察，照着西方的葫芦在中国画个瓢，似乎是不少地方官员在规划和设计城市形象时普遍选取的“捷径”。
所以他乐观地相信，一轮轮名人故里争夺战或多或少会有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但不可回避的事实是，争名分、攀祖宗的古人经济和文化铺张背后，不可或缺的仍然是领导意志。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殷墟考古队队长唐际根认为，地方政府参与名人故里之争，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有可能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二是借此提升本地知名度；三是通过对遗址和名人故里的修整，优化当地环境。而这三个方面都是可被列入政绩考核的指标。
对于历史资源的争夺，表象上是为了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但实质上反映了政府官员在政绩和GDP的双重压力下，既缺乏创新能力又渴望一蹴而就的偷懒心态。裴钰认为，破除“懒政思维”迫在眉睫。
那么，城市旅游规划到底要向传统学什么？
“首先是多读书，现在的不少地方官员学历不低而文化不高。”一位参与多个城市旅游规划的文化学者如此评价。白居易营造庐山草堂，苏东坡经营杭州西湖，柳宗元设计万石亭，这些“开发者”本身就有着极高的文化素养和鉴赏水平。
当然，古人做这些设计开发，只图风雅美名，并不关心投资效益，现在搞历史资源开发必须充分考虑市场需求。喻学才说，正因如此，才要求政府领导者更精准地确定城市形象和城市定位。
旅游开发的同时不能忽视遗产保护。瑞典历史学教授巴克特曼说，欧洲争名人故里的风气也很严重。瑞典有38个地方挂着“诺贝尔故居”、“诺贝尔小屋”、“诺贝尔学堂”等招牌；法国巴黎有三处巴黎公社社员墙；在德国，歌德有两个故乡，马克思有三个。
同样是为了吸引游客，但与中国不同的是，他们争的不是这些大师的故里何在，而是竞争谁对他们的遗迹保存得多、保护得好。而且，他们也不会动用纳税人的巨额款项率意而为，修建一些莫名其妙的仿古建筑。
清代，襄阳和南阳就为诸葛亮出生地争得面红耳赤。时任南阳知府的顾嘉衡以一副对联劝勉双方：“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
“面对古代官员的如此襟怀，今天那些为政绩搞故里之争，为此不惜拿小学生当道具的领导难道不感羞愧？”陈勇说。
江油执拗地喊出“绝不分享李白故里”，让喻学才感到无奈。他说，“黄州赤壁”特色在苏轼的二赋一词，即“文”；而“蒲圻赤壁”则以《三国演义》中传说故事为特色，即“武”。“一文一武，联网推销，来个双赢不是很好？”■
造城“大跃进”
东部沿海已进入城市化减速阶段，中西部恰处于加速阶段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李静 | 北京报道
今年5月，内蒙古清水河县60亿元造新城事件被新华社曝光，再次引发公众对中国造城运动的强烈关注。
10年前，当地政府规划在距离老城26公里的山坡上，投资60亿元兴建新区，迁移县城。就在新城兴建6年、投资1亿多元后，遇到国家宏观调控，集体烂尾开始。各种成型或半成型的建筑，随即被废弃在荒芜的山坡上，变成名副其实的鸟巢—鸟粪满地，人迹罕至。
值得琢磨的是，被曝光的这座烂尾城并非个案，实际上是国内之前一波造城运动留下的一笔欠账。
让中西部慢下来，很难
清水河县谋划造新城时的年财政收入仅3000万元。政府为何要在如此薄弱的财力下，支撑一个无法负担的造城梦？
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理论室主任刘霞辉看来，若将清水河造新城事件放在10年前的大背景下，就会发现从规划到烂尾，有着更为内在的原因—当时，全国正掀起一股“大规划”风潮。
2001年开始，全国范围内不同类型的城市都做起了“大规划”，领头的是直辖市和省会。中科院院士陆大道曾对此期间的造城风波做过详细调查，他指出，“大规划” 在2003年至2004年达到一个高潮。据不完全统计，那时有48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大都市”。
当时有个城市，几乎是按照比“大伦敦”“大巴黎”规划面积大出近10倍的规模，设计了一个7万平方公里的发展框架。陆大道院士评价，这样的超大城市，全世界绝无仅有。
“大规划”之风，不久就从大城市蔓延到中小城市。一些城市的政府领导要求按现有人口和产业规模的两倍乃至三四倍进行规划。大马路、大立交，大草坪、大广场，按照所谓国际化标准，纷纷上马。
在中小城市，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行政中心搬家”。
这种搬家，经常是把政府搬到离老城几公里乃至几十公里外，除了新建办公楼，还修广场、马路、公园等配套设施，工程浩大。与此同时，大多百姓居住的老城被遗留一旁，没人改造。刘霞辉说，这主要因为旧城改造的成本大于建新城—建新城圈地成本小，而旧城每平方米的拆建成本逐年增加。
清水河县是这一做法的典型。大建新城的同时，当地老城却出现这样的情景：城区只有唯一一条自西向东的主干道，且非常狭窄，一些地段仅能容两辆汽车并排经过。10年间，当地居民并未感到县城面貌有变化，还是“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
如今，清水河县重启停滞10年的旧城改造，新城已成为大跃进“遗址”。然而“大规划”、“大手笔”仍在国内许多地区上演，尤其是中西部城市。
5月下旬，重庆传出“将投入1770亿元进行城市改造”的消息。
“不能简单地认为中西部造城就是突击。”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指出，这些年来，中西部与沿海地区的工业化速度差距在缩小，但城镇化差距却在拉大。东部地区的城镇化率约60%，西部地区只有约38%。因为所处阶段不同，东部沿海已进入城市化减速阶段，中西部恰处于加速阶段。
“让中西部慢下来，很难。要注意的是，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的推进，必须因地制宜，吸取东部沿海地区以往的教训。”魏后凯说。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王景慧也认为“大规划”不能一概否定。问题在于，中西部造城中的城市规划，相当多的是没有遵循自身的发展逻辑，而是直接效仿“浦东模式”：低密度的土地供应、超大尺度的路网。浦东实践大体量规划，取决于上海在全国乃至全球经济系统中的优越地位，对许多地区而言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于是规划伊始就潜藏了风险。
是“官家设施”，不是公共设施
豪华办公楼，可以说是“大规划”风潮中最具代表性的物化标志。
2007年春，陆大道院士将一封针对“造城风潮”的建议书报送中央领导，还附上了从各城市拍来的照片资料，其中让他尤感痛心的照片，就是某些地方异常奢华的办公楼。
今年初，湖南宁乡一个只有8名工作人员的居委会，兴建了占地近7000平方米、耗资600多万元的办公楼，被戏称为“最豪华居委会”。
豪华办公楼之外，奢华公共设施是另一个投资重点，包括大型文化设施，政府做这样的规划时往往显得更理直气壮。
2008年全国两会上，九三学社中央提交了一份提案《刹住剧院建设奢华之风》。提案指出，调查发现，南方某省建设40多个剧院全部采取高耗能、高耗材的建筑形式，文化设施建设投资大幅攀升。
这些剧院面积均超过两万平方米，规模在攀比中盲目扩大，剧场口从11米加长到14米，甚至18米，远超过一个剧场的正常使用规范。其中一座经济不富裕的城市耗资10亿元，建设了近7万平方米的大剧院，用20公斤黄金铺满大幕，用钢总量近1万吨，宣称堪与国家大剧院、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媲美。
公共文化设施极尽奢华，其低下的利用率却让当地政府陷入尴尬。
上海东方艺术中心造价达11亿元，然而运行一年半之后，其冰上舞台仅使用一次。整个艺术中心每日维护费用高达9万元。据悉，中心装饰内墙的陶瓷挂片多达15.8万片，全部擦洗一遍要两个月；4700块玻璃幕墙外罩，每洗一次得4万元。
如此高昂的代价为何只换来极低的使用价值？有专家表示，一味追求豪华，将一些本该更关注实用性、真正惠及公众的公共文化设施，最后建成了“面子工程”。正因为过于豪华，所以让公众望而却步。而大多数人能消费得起的群众文化馆等场所，却面临着到处“要饭吃”的困境，难以有效开展活动。
“中国造了很多公共设施，但相当一部分还只是‘官家设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设施。”城市发展研究者、《城记》作者王军说，只有真正属于大众的剧院，才能最终带动城市化过程中整个城市价值的提升。
潜伏的水危机
在各地如火如荼建设标志性豪华公共设施的同时，不少地区的基础性设施却出现严重滞后的情形，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伴随城市扩张产生的水危机。
安徽巢湖的百姓对于造城运动带来的水危机感触很深。据报道，尽管安徽省政府近年来加大巢湖治理，投资60多亿元建设一批治理重点项目。然而，当前巢湖周边已形成“沿湖造城”之势，不仅破坏了地表，还增加了城市污水处理的压力，巢湖的污染源不减反增。类似的水危机潜伏在更多城市。
魏后凯表示，目前，水的供需矛盾日趋尖锐，在全国已是普遍问题。全国有400多个城市处于缺水状态，而因为城市的污水处理设施赶不上城市化速度，导致水污染加剧，水资源进一步短缺。
据水利部统计，截至去年，全国年缺水量达400亿立方米，近2/3的城市存在不同程度的缺水。2009年全国城镇污水排放量在400多亿立方米，累计处理量只有279亿立方米。这种差距特别体现在小城镇。
在2008年的第三届中国城镇水务发展国际研讨会上，有关专家指出我国小城镇污水处理设施严重滞后，约95%以上的小城镇未建设污水处理设施，生活污水处理率不足1%，90%以上小城镇的水体环境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小城镇的污水处理水平很低，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过去的投资向大中城市倾斜得太厉害。而从整体来看，伴随着蔓延式的扩张，城市群地区，比如珠三角和长三角，面临的水资源和环境压力尤其厉害。”魏后凯说。
面积很大，开而不发
在此起彼伏的造城浪潮中，更深层的“土地危机”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展开。
魏后凯说，在城市化快速推进中，土地城镇化的速度远远高于人口城市化的速度。2001到2008年的研究统计，城市土地的扩张速度比城市人口扩张的速度快一倍左右。
陆大道院士这样描述土地扩张过程：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建设用地出现三次大规模扩张。自2001年开始的第三次过度扩张达到了空间失控的严重地步。据建设部门数据，1991~2000年全国城市建设用地，每年平均增加150多万亩，2001年在300万亩以上。部分沿海地区的城市2010年的土地指标在2001年已经用完。
大量耕地、特别是优质耕地被圈定为建设用地后，却陷入闲置状态。魏后凯说，通常的解释是“土地利用效率不高”—很多地方为了“铺摊子”，征地后就让它闲在那里。“建了那么多开发区，面积很大，开而不发。”
据2003年国土资源部对24个省市区的调查，当时中国各类开发区达5658个，开发区规划面积3.6万平方公里，超过了现有城市建设用地总量，其中开发不足和闲置的土地超过70%以上。
2004年中央一度对开发区的闲置土地进行整顿，然而时至今日，开发商仍以各种名义囤地。
土地闲置的数量究竟有多大？中国人民大学土地公共管理学院管理系主任叶剑平表示，目前国内几乎没有研究机构掌握土地闲置的具体数量，国土资源部也未公布。2008年中央对土地闲置有所整顿。
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在一次会议发言中提供的最新数据是：截至2008年，全国供应给开发商的土地还有14.5万亩闲置，约占当年完成开发面积的四成。
怎样变成土地契约的方式
城市扩张引发的土地危机，并不止于土地被盲目圈定后抛荒，失地农民难以分享土地城镇化后所产生的巨额收益，让问题变得尤为复杂。
据陆大道院士统计，2002年，全国获得的土地收入为2419.79亿元，其中，招标拍卖挂牌获得的收入为968.55亿元，平均每亩的收益为35.67万元。在上海、北京等地，近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时，其成交价格一般在每亩几百万元。农民是按被征用土地原用途的产值倍数获得补偿的，每亩耕地的最高安置补偿费为2.5~3.0万元，低的仅每亩3000~5000元。
失地农民成了“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农民，因城市扩张引发的征地补偿安置纠纷，已是当前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
6月初，武汉一农民杨友德在自己承包的田地里，以自制火炮打退拆迁队。王军说，拆迁事件越演越烈，因为一个逻辑始终未变—强制性低价征收农民土地，低价拆迁城市民居房屋，再以市场价格来完成城市化的土地财政收入。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使“财权上收、事权下放”，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地方财政困难，末端的基层政府有时就在土地问题上“任意妄为”。
“中国式的造城运动，说到底就是‘土地革命’还没有结束。怎么把中国的城市化由土地革命的方式变成土地契约的方式，现在是一个大问题。”王军说。■
城市招商“单相思”
投资5000万，“开车违法不受罚，娱乐场所消费不受查”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张欣 | 北京报道
有5年时间，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卢进勇奔走于全国大小城市，讲授招商引资之道。
他的学员是省市县各级政府主管招商引资“天字号”工程的一把手，以及头戴招商引资指标“紧箍咒”的公务员们。“可以感受到地方政府强烈的发展欲望。”卢进勇形容那种热望“近乎疯狂”。
但最近两年，卢进勇为人师的热情淡了很多—每每路过城市郊区，看到耕地和村落变成开发区、工业园、CBD，“都成了产值，繁荣但不再美好，心里隐隐作痛。”
卢进勇讲课，常常会提到“昆山模式”。
1985年，昆山是全苏州经济倒数第一的县(1989年撤县建市)。县长因此得名“小六子县长”。
当年，昆山在县城东边划了一块4平方公里的土地搞经济技术开发区。后来名字里加了“自费”两字，因为没人支持。县政府拿出50万元做广告：一个做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欢迎各界朋友到国家级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另一个登在香港《大公报》上：“昆山人民热情好客，欢迎你们来投资；你们来剥削的越多，昆山人民越开心。”
“敢为天下先”是卢进勇等招商引资研究者对昆山这一段历史的评价。后来人想向昆山取经，却发现“昆山模式”并不好复制。
是非高尔夫
比如说，昆山的“高尔夫球现象”。
昆山人认为，高尔夫的最高境界在于打“人”—结识客商、沟通感情。昆山市招商中心秘书长孙建中在介绍昆山招商引资之路时多次提到，到2006年，至少有8个投资5000万美元以上的大项目，最初都是在球场上建立关系的。
不少地方政府把高尔夫当成可以大大提升当地投资环境的“形象工程”。南京曾把钟山高尔夫球场称为“南京市对外宣传城市形象、招商引资的窗口”；2003年，天津静海经济开发区曾以高尔夫赛事的形式举办招商会。对一些中小城市，“高尔夫+别墅”是吸引外资、升值周边土地的法宝。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韩烈保2003年进行了中国高尔夫消费状况的课题研究。他在报告中指出：我国GDP、实际利用外资额与高尔夫球场的发展规模相比已基本达到平衡。就拥有高尔夫球场的城市来讲，各城市的高尔夫球洞数与其GDP的相关程度为64%，与实际利用外资的相关程度达75%。
或许正因为此，虽然从2004年到2006年国务院、国土资源部、国家发改委曾发布多道禁令严格控制高尔夫球场的用地审批，但到2009年，我国的高尔夫球场还是增加了近400个。
需要注意的是，一些贫困县市也加入到这场种“绿色鸦片”的圈地运动中来。今年，国家级贫困县海南陵水一口气规划了9个高尔夫球场。
卢进勇的理解是，一方面，我国的财税体系是“分灶吃饭”，高尔夫球场建设本身就是招商引资项目，地方政府将其作为增加财政收入的手段；而另一方面，有些地方的高尔夫招商项目带有很大盲目性。
“长期以来，全国至少60%的球场处于饥饿或半饥饿状态。”原中国高尔夫协会秘书长崔志强断言。
对于建几个高尔夫球场和别墅就改善了城市硬环境的想法，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中国处投资环境项目方案主管、国际投资环境研究院院长黄静认为，投资环境的好坏不完全在于硬环境的优劣，有时软环境要素会起决定性作用。
他举例说，荷兰有个10亿欧元的投资项目同上海张江科技园谈了一年都没谈拢，最后落户苏州，原因在于那里的商务成本较低。
位于金沙江的二滩电站在建设之初，一批欧洲科学家、工程师和学者负责施工运行。攀枝花市为他们建立国际城(村)，不仅通互联网，还修了教堂和国际学校。“如果把招来的‘商’比作一株植物，城市就要提供同它原来生存环境相似甚至更好的阳光、空气和土壤，否则植物移栽就会生病。”
招商“零政策”
卖土地是城市招商引资的王牌。
2003年，国土资源部检查组调查了山东省德州市齐河县征地2800亩搞高尔夫别墅项目的问题。“为什么开发区圈了地，却没有项目进来？”面对调查组的提问，一名乡长答：“上面要求每个乡都要搞开发区，我不搞，乡长就当不成。”
齐河县曾规定，凡固定资产投资300万元以上的，无偿提供土地15亩，每增加100万，多提供5亩。土地政策优惠之外，该县还提出“招商零政策”理念：“客商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
齐河电信局局长曾专程到德州电信局给外地客商要他们需要的电话号码。县委书记为争取澳门名嘉集团在山东的投资项目，亲自上阵盯住对方的车，不休息不吃饭，一直跟了12个小时。
靠着“零政策”，到2002年，齐河县共引进14个过亿元的项目，连续两年成为德州市招商引资状元。
投资送地，齐河并非个案。甘肃正宁县规定，对投资100~500万元、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工业项目，用地实行“零地价”租用；投资500万元以上的工业项目，实行“零地价”征用。
“一些地方政府将卖地作为吸引资金的最大优势。”北京创意村营销策划公司董事长、《盘活城市》作者陈放告诉本刊记者。目前，沿海14个省市的实际占有耕地大多已突破规划指标。
被出卖的不只是国有土地。
山西亚美大宁能源有限公司是山西晋城市政府于1999年从美国招来的“金凤凰”—美国大陆煤炭有限公司成立的合作矿山企业。10年间，外方仅投资3000万美元，就拥有了价值近100亿元人民币的国有煤矿78%的控股权及经营权。而外方在2008年8月将自己的所有股权私下非法转让给新加坡一家公司，套现4.3亿美元。
卢进勇说，我国很多城市沿袭多年的政府主导型招商引资模式，对政策优惠、资源出让等具有较强依赖性，这是一种短视行为，应该向“集约招商”模式转变。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曾说，我国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每年20亿平方米新建面积，相当于消耗了全世界40%的水泥和钢材，而这些建筑只能持续25~30年。这其中的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建筑粗制滥造，质量堪忧；二是政府一拍脑门定规划，再拍脑门改规划，用大拆大建置换GDP和政绩。
黄静援引财经评论家时寒冰算过的一笔账描述“刮地皮”之痛：建筑寿命每缩短一年，意味着财富当年损耗掉4万亿元，如果与英国平均132年的建筑寿命相比，我们损耗的是408万亿元的财富！
“打一场全民招商的人民战争”
“降地价、给政策不如找人才。”中国招商引资研究院院长李伟林提出解决之道，“专业招商在招商引资中应唱主角。”而长期以来，政府主导的招商引资模式大都是“人民战争”式的全民招商。
李伟林对“全民招商”十分熟悉。他告诉本刊，有些城市，就连公安局、检察院也有招商引资任务。公安局设招商科，刑侦队长兼任科长，下达给干警每人动辄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招商引资指标。
黄静调研时发现，有些地方招商采取保证金制度，当地领导每人每年有1亿元的招商引资指标并需缴纳保证金1万元，各部门领导承担5000万元的指标、保证金5000元。
2009年，湖北省大冶市曾出台规定，谁能邀请世界500强老总到当地考察，每次奖励1.2万元；若成功招商引资，最高奖励50万元。
“谁刁难投资者，谁就是人民的罪人”；“打一场全民招商的人民战争”；“招大商、大招商”；“招来500强，给车又给房”??类似宣传口号在一些城市仍在流行。
卢进勇认为，虽然全民招商的概念可以营造这个城市整体欢迎投资的形象和氛围，但政府的主要职责是社会公益事业的管理者、公益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公益项目的投资者、社会“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监督者。党政部门和党政干部都去招商是典型的角色错位、越位。
但现实中公务员仍是专业招商队伍的主力。李伟林说，全国4万多个省、市、县、乡四级贸发局、经发局、投资促进局、开发区管委会招商部，至少有10万名公务员在工作。
有报道说，某市承诺对所有来投资的客商都给予“招商局副局长”的头衔，最终这个头衔颁发了138次。
恨不得倒贴的招商“饥饿症”
陈放总结了中国城市的26种“城市病”，其中盲目不计后果的招商引资被形容为“城市单相思”。
这种病症曾以不同方式在中国许多城市爆发。如，甘肃正宁创造了投资金额和公务员待遇的“等价值”交换规定：聘用投资300万元以上、年纳税2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法人代表到经济部门兼职，发给副科级四档基本工资，可协商推荐任县政协委员；投资500万元以上、年纳税40万元以上的，发给正科级四档基本工资；投资1000万元以上，年纳税80万元以上的，发给副县级四档基本工资；当年被聘用企业法人代表的1名年龄、学历条件符合规定的子女，到行政事业单位工作。
河南沁阳曾创造“超国民待遇”：投资5000万，就可以“开车违法不受罚，子女上学自由择校，娱乐场所消费不受查”。
还有一些城市将招商引资同公务员奖惩挂钩： 拟提拔的人员必须能招来商引来资，否则不用；对能招来商引来资的人员，就是超过规定年龄，也照样提拔；连续两年招不来商引不来资的部门一把手就地免职或撤职。
恨不得倒贴的“单相思”却往往不见效果。黄静说，有些地方招商引资采取四面出击的方法，但招来的资金可能还抵不过花出去的钱；或者自认为本地有良好的环境和项目，但“吹了几次号，放了几回炮，热闹过后还在原地跑”。于是“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级骗上级，层层掺水，水到渠成”就成了现实。
“要进行资源整合。”作为国内第一位投资环境方向的经济学博士，黄静认为，一个城市要成功招商引资，必须在投资环境、投资机会和招商引资协助三方面下足工夫，客观有效的宣传，科学地整理投资机会，合理利用招商资源是招商引资成功的关键。“如何让投资人找到你？这是城市喊得多做得少的工作。”
李伟林主张招商引资应最终向品牌营销方向发展，“每个城市都应有自己在广阔时空中的坐标，品牌形象就是城市的灵魂。”
在“千城一面”的中国找到适合自己的城市，“被相思”的一方似乎更为理性：南亚电子城准备投资一个27亿美元的项目，用了两年时间调查了中国200个城市，最后董事会投票选出了昆山。同样落户昆山的一家企业负责人说：“我们最早选址在深圳，但董事会认为那个地方的服务不行，见个科长都难。”■
口号里的城市
在宣传中自比“东方日内瓦”的地区，就有石家庄、秦皇岛、肇庆、昆明、大理、巢湖、无锡、上海崇明等等，还不算自称“东方小日内瓦”的，以及把发展目标定为“即将建成东方日内瓦”的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林歆、记者顾佳 | 上海报道
今年1月，合肥推出城市旅游口号：“两个胖胖欢迎您”，当地媒体街头调查显示，此口号遭多数市民反感。3月，宜春旅游政务网打出口号：“一座叫春的城市”(目前已改为“一座春的城市”)。
此后，网民兴致勃勃地评选出了“中国十大雷人城市口号”，且榜单不断更新。“没有最雷，只有更雷”，常常是某地政府刚刚花大力气大价钱树起来一个口号，马上就被网民解构得体无完肤。
“上海，精彩每一天”，被指直接来自护肤品广告；海口的“娱乐之都”，像是给坊间传闻提供依据；而“现代化魅力型区域中心城市、沿海强省省会”，被称为“打死也猜不着”的谜语—答案是“石家庄”。
据长期关注城市形象研究的文化学者陈勇介绍，中国内地大小2000多座城市(包括地级市、县级市和县城)，几乎都在绞尽脑汁地设计与营销城市，除形象广告、征集市歌、申遗、改名、选形象大使、建地标外，对于征集城市口号也热情高涨。
地方政府常以重奖的形式征集城市口号，少则三五千，多则数十万。重庆市政府以重金策划出“没到过重庆，不了解中国”，一度当选上述“十大雷人口号”之首。对它的质疑不是因为出格，而是太没特色，“没到过吐鲁番”、“没到过漠河”，像是一道万能填空题。
无比正确的废话
如同石家庄的城市口号一样，让人猜谜、相互山寨是中国城市口号的通病：“拥抱碧海蓝天，体验渔家风情”，是三亚吗？不，答案是威海。“文化圣地，天鹅之城”，谁能想到指的是三门峡呢？
陈勇告诉本刊记者，整理当今国内的城市口号，会发现很少有能划到四个队伍之外的：
一是某某之都或某某之城，这个最简单，有什么出产，有什么产业，填上就得。
二是由苏杭领队的“天堂在人间”，天堂、仙境、伊甸园成了许多城市的标签：“焦作山水，人间仙境”(焦作)；“东方不老岛，海山仙子园”(浙江象山县)；“小商品的海洋，购物者的天堂”(义乌)，等等。其实把某某之都，直接改成某某天堂，一般都无不可。
三是“桂林山水甲天下”的成功，引发“山水类”口号扎堆：“福山福水福州游”；“奇山秀水绿南宁”；“多情山水，天下洲城”(长沙)。以中国的地貌，大部分城市要找出些小山小水都不难，这些山水是否有代表性？还是和房地产开发商宣传用的山水家园、山水花苑一样，只是个噱头？
四是给西方地名做“二房”。如在宣传中自比“东方日内瓦”的地区，就有石家庄、秦皇岛、肇庆、昆明、大理、巢湖、无锡、上海崇明等，还不算自称“东方小日内瓦”的，以及把发展目标定为“即将建成东方日内瓦”的。
在陈勇看来，上述现象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之后，城市发展向西方看齐的努力和与西方文化抗衡的心态，也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中国城市在文化上的不自信，甚至是极度自卑。
在2008年的一次旅游专家座谈会上，中国旅游文化资源开发促进会副会长魏小安指出：“城市口号最容易变成正确的废话。”
“要么因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强大惯性而显得很‘虚’，要么出于市场利益诉求而太‘实’，这是目前城市口号的两种极端化表现。”陈勇说。
失落的城市精神
定位混乱、推广不力、缺乏国际视野、设计粗糙、公众参与度不足，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彦平给城市口号总结了这些病症。
口号，就是供口头呼喊的有纲领性鼓动作用的简短句子，参考该定义，目前中国的城市口号大都难担这一重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顾晓鸣解释说，城市口号出现克隆有两个原因：一是对城市的今天不了解；二是对城市未来的发展之路也不了解。
西方著名学者斯宾格勒说：“将一个城市和一座乡村区别开来的不是它的范围和尺度，而是它与生俱来的城市精神。”在顾晓鸣看来，我们需要的是精神追求，一种崇高感和超越感，提炼形成主题词的形式，让口号体现出强大的感召力。
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科研处处长梁保尔告诉本刊，城市精神是一个城市的内在气质和根本价值的追求，是内化于市民日常生活中的哲学法则。城市精神需要通过有代表性的符号解读出来，而城市口号最具代表性。“‘动感香港’这个口号很成功，因为它体现了香港工业、经济和文化的动态与香港人的活力。”
要诠释城市精神，首先需要对城市进行明确定位，否则会事倍功半。如广州的城市口号“一日读懂两千年”，既想照顾到该城市多元的历史，又想打造现代主题文化，由于定位不明，不知取舍，容易不知所云。
刘彦平举例道，往往一个城市有很好的文化资源，偏偏定位偏差，如大同，云冈石窟闻名中外，却把自己叫做“煤炭之都”；瓯越古地、南戏故里的温州，以“中国鞋都”自得；还有古都南京，自称“博爱之都”，反遭网民揶揄。
前提是“酒要好”
陈勇说，一些名不副实、有悖于文化内涵的口号，加上媒体的推波助澜，不仅对城市建设没有推动，反而对城市形象产生负面作用。如“生态型城市”的提出，并不适合所有的城市。即使初始条件符合，根据发达国家经验，真正实施并达到效果至少需要几十年的持续发展。此类漂亮口号只会助长城市发展的浮夸风气。
城市口号应该是自下而上、自然生成的，不仅包含历史文化基础，还必须有群众基础。刘彦平对在城市口号的塑造中民间参与严重不足表示担忧。他认为，城市品牌的实质是市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对城市历史的自豪感、对城市发展前景信心的综合表达。市民是城市的主人，所以城市品牌从设计、管理到增值，都应有市民的参与。
民间参与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例如去年浙江宁波举行了口号海选，最后选定的一句“书藏古今，港通天下”就是出自一对来自湖南长沙的游客夫妻之手。
“这并非一次简单的口号征集。”在宁波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储嘉康看来，口号征集活动客观上让宁波以外的人努力了解宁波，认知宁波，这就是宁波城市影响力的到达。
然而即使是口号海选，决定权仍在政府。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包亚明表示，归根到底目前的城市口号都是官方意志的体现，地方领导在选择上有最大的影响力。而仅凭领导意志或政绩需要作为城市口号选择和宣传的背后推手，常常导致城市口号的随意性强而生命力弱，不是遭诟病，就是被遗忘。
包亚明表示，小地方特色鲜明，容易提炼出特色，如江西婺源—“中国最美乡村”。然而像上海这样的多元化大城市，很难用一句话概括。
对大城市来说，依托雄厚的财力和发达的传媒广告业，宣传、营销自己的口号并不难。然而营销只是推广、辅助手段，不能解决城市精神重塑的大问题。如何利用历史文化激活城市的生长动力、凝聚城市精神才是根本。“酒好，还需要吆喝。但前提是：酒要好。”包亚明说。
